【收藏与文化】战国青铜冶炼和铜器铸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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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矿冶遗址

目前发现的战国时期的古铜矿开采和冶炼遗址有湖北大冶铜绿山、湖南麻阳九曲湾安徽铜陵金牛洞等处。铜绿山和金牛山古铜矿延续的时间较长,自春秋到西汉一直都在开采;麻阳铜矿的年代比较单纯,为战国时期。这几处古铜矿同江西瑞昌商周的古铜矿连成一片,组成400余公里长的沿江古铜矿遗址分布带,其中以铜陵为中心的皖南地带古铜矿遗址分布面积最大、延续时间最长,除金牛洞外,还有江木冲、木鱼山和南陵等古矿冶遗址,使用时间从先秦以至宋代。⑥湖北大冶铜绿山古矿遗址从矿井到炼炉的各种矿冶遗迹均有发现,比较完整地再现了春秋战国矿冶的过程和技术水平。

铜绿山的古矿井有竖井、平巷斜巷等,富矿区的巷道多至三层,层间有盲井相通。矿井的深度达50多米,地下井巷纵横交错,都用方形木框支护。

矿井内发现船形木斗2件,似淘金斗,可能是古代矿工的重力选矿工具。矿区还发提升矿石用的辘轳。铜绿山没有发现机械通风设施,井下的通风完全是靠由井口高低不同产生的气压差所形成的自然风流来解决的。地下巷道铺设有木制水槽或开凿引水的水道将水引人储水坑或未挖通的盲井,再用木桶由辘轳从竖井中提升到地面。照明用火把,井巷填充物中出土过一些短竹签,一端有燃烧痕迹。矿石运送到附近冶炼地点的碎石台,先用大石球进行碾磨破碎,再经人工筛分,变成大小适中的颗粒,以便投入到炼炉之中。

铜绿山附近东山坡清理残破的炼炉9座,

复原2座进行模拟试验,用一台小型鼓风机向两个风口鼓风,持续投料1300公斤,木炭600公斤,10小时排碴14次,放铜2次,得红铜100多公斤,纯度94%—97%,略高于出土粗铜的纯铜含量。出土的炼碴残铜含量07%,

矿区共出炼渣40万吨以上,应出红铜万吨。

铜绿山的工匠们在开采和冶炼方面拥有丰富经验和较高的技术。矿区的考古发现为我们寻找长江中下游青铜器原料的来源提供了线索。

(2)铜器铸造

战国时期,铁器在人们生活中已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青铜一般只用于铸造礼器和兵器,但是青铜铸造技术并没有因为冶铁业的兴起而退步,它在殷周冶铸技术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主要表现为:青铜器的铜、锡配比

更为合理,在原有的铸造方法外使用制造复杂器的新技术,注重铜器装饰的风尚促进了金属细工工艺的提高。战国常用的铸造方法主要有:

浑铸法:亦即整体浇铸的方法,适用于工具、兵器等简单器,自夏商时期幵始就是常用的制器方法。

分铸法:又称“嵌入法”。先铸好器身,把耳、足等附件的陶范附着于器身之上灌注铜液,即另外合范浇铸附件,使之与器身铸接成一个整体。或者先铸附件,把预先铸好的附件嵌入器身的陶范上,在浇铸器身时铸接成一个整体。分铸法适于制造较为复杂的器形,商代就已使用,战国时更为普遍。

焊接:焊接技术是西周晚期在嵌入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战国时期更为成熟和普遍。将器身和附件同时铸出后,再将附件用铜、锡、铅和少量锌液焊接起来。由于在铸器身时已事先在有附件的部位铸出卯钉,然后用其它金属焊剂将附件粘接上去,又称榫卯焊接。焊接技术的出现,在我国古代金属加工工艺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使铸造过程减少了许多合范、合型、合铸的工序,提高了铸造工艺的效率,标志着青铜铸造技术的提高。

榫卯斗合法:战国时期,在榫卯焊接法基础上出现了榫卯斗合的制器方法。它将木工工艺中的榫卯拼接技术应用于铜器制造中,将器物各部分铸好并预留榫卯,然后插接成一个整体,拆卸起来也很方便。此法多见于战国灯具的制作,中山国Ml的十五连盏灯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

失蜡法:春秋晚期偏早出现失蜡法铸造技术。将易熔化的黄腊制成所需器形的蜡模,定形后用细泥浆多次浇淋,并涂上耐火材料使之硬化,制成铸型。烘烤使黄腊熔化流出,留下泥范型腔,进行浇铸。失蜡法适于铸造外形透空、弯曲的复杂器形,它是一种熔模铸造法,又称拨蜡法、出蜡法或走蜡法。用失蜡法铸造的铜器,尽管器形复杂,但没有合范的毗缝、锻打和焊接痕迹,浑然一体。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尊盘是目前所见用失蜡法铸造的最精美的器物。目前所发现的失蜡法铸器都未发现任何焊接的痕迹叭而不是先铸单元件再焊接或插接而成的。目前学术界对我国失蜡法的使用时间尚存争议

(3)铜器装饰工艺

铜器的装饰工艺主要指金属细工工艺,早在春秋即已出现,战国更为普遍。由于装饰手法的灵活多样,战国铜器为此改变了以前纹饰呆板的风格,突破了传统表象的对称格式,有些铜器上出现了许多战争、劳动的场景和故事的片断,内容丰富又生动活泼。其他的装饰工艺在此也一并介绍。

包金:在多种金属装饰工艺中,贴金与包金是最早的装饰工艺。将金块锤成薄片或金箔,根据需要包贴于器物之上,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包金主要用于车马器、铜贝等小件铜器。山东临淄商王村战国墓出土1件长筒状包金铜锌(镨),位于铜铍的后部。包金工艺兴于商而盛于春秋战国。由于鎏金工艺的兴起,包金工艺在汉初绝迹,其原因可能是鎏金比包金更节约金材。

鎏金:利用汞、水银)加热到400°C能溶解金银又易于蒸发的特性,将金丝或金片溶入水银后,再制成金泥,均匀地涂于铜器表面,加温烘烤,使水银蒸发,剩下金、银牢固地附于器表,形成鎏金(银)器。这种工艺是在包金工艺基础丄发展起来的,多用于小件器物的装饰,最早见于春秋末战国初,战国西汉直到东汉都很普遍,临淄商王村战国墓地出土的鎏金器最多,共106件,有带钩、铜环、节约、铜钉、铺首、带扣等。

错嵌:金属错嵌工艺根据所用材料的不同分为错红铜、错金和错银三种,就是在铜器表面阴线刻出花纹图案,或事先铸造出器物的花纹沟槽,然后将红铜、金或银丝(片)打进花纹沟槽内,错平磨光,形成装饰。它充分利用红铜、黄金、白银与青铜的色泽差异,显现出醒目、华贵的装饰效果,而器物表面因错磨而保持光滑平整。

错红铜工艺在商代出现,春秋时得到较快发展,春秋晚期到战国早、中期达到高峰,战国晚期开始减少,逐渐为错金、错银工艺所取代。较早的器例有山东滕县筆叔三器(敦、盘、腹)和辉县甲乙墓出土的扁圆壶。山东长岛王沟战国早期墓出土错红铜壶2件,形制、花纹相同,除圈足外,壶外壁通体有错红铜纹饰,有虎、鹿、卷云等。

鸟兽和生活的图景是错嵌红铜经常表现的纹饰类型,社会生活图景装饰题材多为建筑、战船、车马、采桑、田作、狩猎等。河南汲县山彪镇Ml出土的水陆攻战纹的铜鉴,腹四周有水陆攻战图案40组292个人物及旌、旗、鼓、戈、戟、剑、盾、弓、箭、车、豆、壶、舟、鱼等,表现出格斗、射杀、划船、击鼓、犒赏、送别种种场面(图7-2)。⑥陕西凤翔高王寺战国铜器窖藏出土的射宴壶,有错红铜装饰的射猎、宴饮、歌舞的鲜活场景。

错金又称黄文错镂,最早见于春秋中期的铜器上的错金铭文。

河南辉县固围村魏国大墓(Ml)出土的铜辕饰,上村岭错金龙耳方鉴、错金蟠螭纹方壘,陕西兴平豆马村出土的嵌金铜犀尊,寿县丘家花园出土的铜牛等,都是战国时期错金工艺的代表作和极为精美的艺术品。

错银装饰可能出现于战国早期,洛阳中州路战国早期车马坑出土错银图铜器钆其后辉县固围村魏国墓、河北平山县中山王墓等都有错银铜器出土,但整个战国时期单纯的错银工艺还是不太$见,它一般与错金同时使用,以金丝为主银丝为辅错出雷纹流云的装饰图案。错金、错银又合称为错金银或金银错,河北中山王墓出土的插座铜兽,如牛屏风插座、犀屏风插座、虎噬鹿器座和龙凤方案等都是错金银装饰的铜器。

错金、错银、错金银是战国时期兴盛一时的铜器装饰工艺,但到西汉时期,由于鎏金技术的发展而逐渐消失。

镶嵌:在铜器表面镶嵌玉和绿松石的装饰工艺又叫嵌玉镶珠,战国时期的嵌玉镶珠常与错金银等多种工艺结合,形成复合制作工艺,使器表装饰更为绚丽多彩。中山王墓的铜牺尊全身错金并镶嵌松绿石。1982年江苏盱眙穆店公社南窑庄汉代窖藏出土的重金圆壶(又称重金络壶),和现藏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重金方壶,全身以松绿石和错金银装饰。1964年临淄商王村墓地出土一面错金银镶绿松石铜镜,直径298厘米,镜背三个环钮等列于镜周,有银乳丁9枚,地嵌绿松石,粗线条云纹上错以金丝,制作精工华丽,构图严谨,堪称镶嵌工艺的杰作。

刻纹:即细线刻镂。在铜器表面刻纹装饰的工艺出现于春秋早期,多见于战国时期。刻纹图案的钱条细如发丝,装饰的器物大都是器胎较薄的匯、盘、鉴、杯、匕、奁,以盥洗器皿E、盘为主,为锤打成型而非铸造而成。纹饰有人物、楼阁、车马、花草、鸟兽、宴乐、歌舞、战争、祭

韩伟、曹明檀:《陕西凤翔高王寺战国铜器窖藏》,《文物》1981年第1期。

洛阳市博物馆:《洛阳中州路战国车马坑》,《考古》1974年第3期。

姚迁:《江苏盱眙南窑庄汉文物窑藏》,《文物》1982年第11期。

祀等内容。1951年河南辉县赵固战国中期墓(Ml)出土的铜奁,腹部刻有宴乐射猎图一周,上有人物37个,禽兽38只,器物66件。江苏淮阴高庄战国墓一次出土盘、匝、鉴、算形器、牛、虎等刻纹铜器20多件。

模印:在铜器上加铸装饰纹样,战国时期除了沿用商周在泥模上雕刻的办法,还用花纹印模版在泥模上捺印,或将印出的花纹泥片贴附在模胎上,大大节省了铸器的时间。发现的战国陶范上的花纹有蟠螭纹、夔龙纹、夔凤纹、丢纹、涡纹、贝纹、羽状纹、绚纹、环纹、垂叶纹等。

填漆:在铜器纹饰的沟槽内填以彩色的漆,打磨光滑,有类似错金银的装饰效果,而且比错金银更为简便和经济。这一装饰工艺产生于商代晚期,战国时期更为多见,平山中山国M6出土的银首人俑灯的俑身服饰上的卷云纹填嵌的为黑漆和红漆,湖北江陵望山M2出土的变形龙纹尊和圆涡纹铜缶亦为填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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