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鼎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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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夏天,陕西省扶风县任家村的一个徐姓农民,正在自家的麦收场上碾麦子,碾着碾着,场上的地面突然陷下去一大块,徐氏向前探看,发现下面像座地窖,隐隐约约堆放着不少东西,于是赶紧将洞口遮蔽,到了夜里才陆续把东西一件件取出来。原来这是一窖西周时代的排列在架子上的青铜器,排在中间的由于未沾黄土,偶有几点铜绿,居然仍灿然如新,其中大鼎三四件,重者达百余斤,经细细清点,竟有120余件。徐氏将其陆续卖出后,收藏界为之轰动。经专家考证,著名的禹鼎亦在其中。

类似这种青铜器集中出土的事情,从上世纪末以来并不少见,有的是因年深月久,土层剥蚀,自然暴露的,有的是人工挖掘,蓄意破坏的。

20年代到30年代,洛阳古墓陆续被盗,其中有一个

墓群共8座古墓,出土一大批青铜器。当事人讳莫如深,

守口如瓶,究竟出土多少古物,局外少有人知。后来从当时一位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的著述(《洛阳故城古墓考》)中透出消息说,那次出土古物起码有500余件,其中大量的是青铜兵器、食器、乐器和酒器,最著名的是一套战国乐器:氏编钟,大小22件。

30年代初,安徽寿县东南朱家集一带洪水泛滥,地面塌陷,千年古墓遂暴露于世,乡民们纷纷前去挖宝。后因出售这批青铜器引起了矛盾,甚至发生械斗,当地政府索性命令全部收缴。仅那一次收缴的青铜器和各类古物就达718件。而据当时参加挖宝的人说,他们看见地下有个五丈多长的木架上,层层叠叠地堆放着各式铜器,估计总有三四千件!

解放前几年,著名历史学家陈梦家曾游历欧美各国,考查我国文物流失海外的情况,结果仅从欧美各大博物馆和艺术馆的收藏来看,中国青铜器就达近1000件。

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安阳小屯西北发掘妇好墓,墓主妇好是商朝第23代君主武丁的配偶,随葬品既多又精,各式青铜器具齐全,共挖出了460件。

据陕西省文物部门统计,仅从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间,陕西省一地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就达3000多件

如此众多的古代青铜器具,是我国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青铜,在我国原始社会时期,就作为称量货币使用了,同时也作为财富贮藏。进入阶级社会之后,青铜被铸成各种器皿,如食器、酒器、水器、兵器等,并且

作为祭祀的礼器,有的重器还刻上精美的花纹和具有相当历史价值的铭文。统治者死后,青铜器带入地下,深藏厚埋,以求永久占有。

我国黄河中下游厚厚的黄土地,为我们祖先掩埋和保存青铜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从夏代晚期(考古上称为二里头文化)开始,历经商、西周、春秋、战国及秦、汉这2000多年中,一代代君主重臣、皇亲国戚,真不知往地下埋了多少东西。他们或是寿终正寝带入墓室,或是兵火相逼,仓皇中来不及带走就埋入地下。他们总希望这些宝贝能够永久流传下去,所以青铜器铭刻上常常有“子子孙孙永保用”、“子孙享用”、“万年无疆”等语。

青铜器时代刚刚一过,汉代就有人开始挖掘盗取。本世纪30年代,前中央研究院与河南省联合清理河南濬县的古墓群,6个月清理古墓88座,其中被古人挖掘过的竟占三分之二。汉代以来总共挖出多少,近百年学术界费了不少劲,但至今仍没有个确切的说法。有的说“见诸著录的作为礼器的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总数达2万件以上”,有的说:“从汉代出土青铜器至今,仅仅有铭文的青铜器就达1万件以上,当然有铭文的青铜器毕竟是少数。”事实上,目前青铜器仍在不断地出土。尽管国家已经决定,为保护地下文物,不再对尚未挖开的古墓进行考古性的挖掘,而我们从媒体不断披露的走私案件,以及海外爱国华侨在海外重金购下青铜器捐献国家的情况看,可知古代青铜器的数量远大于上述的估计。

青铜器最早的出土记载源于汉代,封建王朝视为瑞

祥之物,将其载入史册,“元鼎元年五月五日,得鼎汾水上”,“四年夏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汉书•武帝记》)。和帝永元年间,“南单于于漠北遗宪古鼎,容五斗,其傍铭日:‘仲山甫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宪乃上之”(《后汉书•窦宪传》)。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城中好高髻,四方高数尺。”不论何物只要皇帝一感兴趣,此物便值了钱。到了宋代,有的青铜器物价格己高达数十万钱。大批的青铜器出土以后,不断地涌到了皇帝的身边。两宋时期以“郁郁乎文哉”著称,上自皇帝下至文人,重文轻武,嗜古器成风。宋徽宗赵佶,不仅是书画方面的行家里手,而且嗜好金石,驱使天下臣民,为其搜罗铜器。大观初年,宣和殿收藏大小青铜器仅500多件;到了政和年间,皇宫里的收藏己达6000余件。除宋王室收藏外,达官贵人、文人学士亦无不以收藏是嗜。据北宋《考古图》和南宋《续考古图》称,北宋有藏家40多家,南宋有30多家,而不见著录者则应更多。著名者诸如寇准、文彦博、刘敞、苏轼、李公麟、欧阳修、吕大临、赵明诚等等,无不以收藏青铜器为无上荣耀。苏轼的书房里就“清供”着鼎鼎大名的楚王钟。刘敞是集贤院学士,收藏宏富,著有《先秦古器记》,开两宋时期青铜器专书的著录先河。他最为珍视的11件有铭文的青铜器,平生把玩,至死不忘,告诫后辈:“我死之后,不要忘记用它们来祭祀我。”可见一代文人学士之风尚。

宋代学者吕大临著的《考古图》,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青铜器图录,成书于1092年,共收公私37家的藏器

224件,其中殷周铜器148件。后有王黼的《宣和博古图》,记录了宋徽宗内府藏品凡20类,著录铜器839件,集宋代出土和流传铜器之大成。后又有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收录上古至汉代彝器511件。王俅的《嘯堂集古录》,收录商周彝器275件,汉唐杂器70件,共计345器。

两宋时期,是我国文人学士及达官贵人收藏和鉴赏青铜器的第一个高峰期,当然盗墓之风亦愈趋愈烈,青铜器的收藏价格亦自然“水涨船高”了。铭文越多,价格越贵,金石文字的考证之学愈加成为学界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后世王国维就称赞宋代学者的成就为“凿空之功”,清代研究铭文之学只是“奉为准则”而“不能出其范

元朝人与宋人相反,尚武轻文,“只识弯弓射大雕”。对青铜器的兴趣大减。明代统治者对知识分子严加防范,学者只有高谈性学哲理,加之社会相对安定,市民文学兴起,需要相当考证功夫的青铜器鉴赏之学,自然也不成气候了。

但是到了清代乾嘉时代,由于乾隆皇帝的亲自倡导,青铜器的收藏和鉴赏又空前火热了起来。除了宫廷收藏,官僚士大夫中普遍形成了嗜古收藏的风尚,出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收藏大家和古文字学家。他们不仅亲自鉴定考证,而且还著录摹拓,著书立说,相互辩驳,于是随之而来的考据之学又大行其道。此风一起,就影响了差不多将近200年的收藏界和知识界。

直到本世纪初1900年庚子之变后,八国联军从劫掠的中国文物中,初识了青铜彝器的夺目辉煌,致使青铜器价格扶摇直上。从北京、上海、武汉开出的通往欧美、日本的贩运文物的“秘密通道”,亦四通八达起来。同时,伪造古铜器业已成为一门专门的行当。再往后,不仅是皇宫内廷遗老遗少和达官贵人、文人学士,就连一些太监、富商、银行家以及一些靠外国人吃饭的买办,也成了收藏界有名有姓的人物了。

乾隆帝在世的1749年,曾指使廷臣梁诗正仿照宋朝《宣和博古图》的式样,编撰了一部《西清古鉴》,甲乙编各20卷,著录清宫所藏铜器1436件,摹绘形制,记录款识,虽收伪器不少,但毕竟是皇家专藏,对后世有着标榜旗帜的作用,故影响很大。后来又有王杰等编撰《西清续鉴》,甲乙又是各编20卷,共著录宫廷藏器1642件。后来又将宁寿宫里的古物统计汇编,成《宁寿鉴古》16卷,体例与《西清古鉴》同,共收青铜器600件,铜镜101面。此先后三部大书,大体反映了乾隆时代的宫廷铜器类藏品。

达官贵人和文人学士的收藏则更具考据意味。钱坫(1741-1806)嘉定人,著有《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4卷,收录商周青铜器25件,总共49件,钩摹铭文,图像考释并举,被认为是考证金文较有成就的一部书。

阮元(1764—1849),乾隆进士,嘉道时曾任户、兵、工部侍郎、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他的收藏编入《积古斋藏器目》和《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两书,前者收录钟、鼎、卣、敦、彝、簋等青铜器共74件,后者收录商周青铜器

达446件,其他古物105件,共551件,其收藏之富,民间

罕有可比。其中齐侯大小两具,后归吴县吴云,吴云因此称其居“二罄轩”,历来被视为珍品。阮元告老隐退扬州后,专事整理和研究古书古物,其《商周铜器论》和《商周兵器说》两文,为后世研究彝器者视同工具书。

陈介祺(1813—1884),字寿卿,号簠斋,山东潍县人,也是上个世纪最著名的收藏家之一。他官至翰林院编修,一生唯古物是嗜,收藏宏富,又精墨拓,著有《簠斋吉金录》、《十钟山房印举》、《簠斋藏古目》、《簠斋藏古玉印谱》、《簠斋藏镜全目》、《簠斋藏古册目》、《封泥考略》(与吴式芬合辑》、《簠斋金石文考释》等,还以最早收藏毛公鼎及一大批商周青铜器及秦汉古印名播天下。

后来,又有吴式芬撰《捃古录金文》3卷,著录商周铜器及其铭文1334件。吴大澂撰《憲斋集古录》26册,著录商周青铜器1048件,另有《吴憲斋藏器目》著录青铜器211件。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著录青铜器47件。曹载奎《怀米山房吉金图》著录60件。吴云《两轩藏器目》著录60件;《两轩彝器图释》著录103件。丁彦臣《梅花草龛藏器目》著录37件。叶志诜《平安馆藏器目》著录161件。张廷济《清仪阁藏器目》著录64件。程振甲《木庵藏器目》著录54件。刘喜海《长安获古编》著录商周秦汉礼乐兵器79件。方濬益撰的《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30卷尤其详细,不仅著录商周青铜器达1000余件,而且其中重要铭文都附有考释,卷首有《彝器说》三篇,上篇考器,中篇考文,下篇考藏;尤其是下篇,对前代重要的彝器收藏和流传情况,均作了珍贵的记录。

从上述上个世纪的收藏家的籍贯来看,江苏吴县(今苏州市)籍或在吴县久居的人士,几乎占了一半,有如吴大澂、曹载奎、吴云、潘祖荫,后来还有叶昌炽、刘公鲁等人。苏州一地本不出土商周铜器,却在一段时间内,集中涌现了这么多收藏大家,这在中国收藏史上是不多见的有趣现象,值得后世研究。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文化史上出现了三件大事一一西部边陲居延汉简的发现、敦煌石窟藏经洞的洞开、河南安阳小屯村甲骨文的发现及其殷墟遗址的确定。这极大地刺激了收藏界和考古界,涌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收藏家和专家学者。他们大都是高官和富商,很能说明这一时期收藏界的特点。其中有两江总督端方、驻日公使李经方、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刘晦之、上海房地产巨商周湘云、山东实业家丁幹圃、交通总长叶恭绰,还有考古学家罗振玉、容庚、商承柞、周季木、于省吾,琉璃厂古玩店老板黄伯川、孙秋帆等。他们的收藏,动辄数十器、几百器,有不少是承继前辈的遗藏,而更多的是出自新出土的“新坑”。他们之间常常互通声息,赠送藏器拓片,切磋考证,著录结集成书,互相作序、题跋,形成一个不大的却高深莫测的收藏圈子。

这期间还有一个特殊人物,即美国传教士福开森(1866—1945),中国名福茂生,在华居留近60年,参与过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他曾任故宫博物院的鉴定委员,利用“庚子赔款基金”和“哈佛、燕京学社基金”编著了《历代著录吉金目》、《历代著录画目》、《艺术综览》等书,被学术界视为工具书。他在收藏界广交朋友,称为“中国通”。他将别人的不少青铜器珍品卖到美国,自己的藏品却有不少留在了中国,现归南京大学收藏。

本世纪上半叶在私人手里的青铜器,后来有不少流入了海外各地的博物馆和艺术馆。如1890年在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出土的一组青铜器,包括大克鼎、小克鼎、克覆、克钟等共计120余件,其中克钟共有5件。克钟出土一个世纪下来,最后归入上海博物馆2件,天津艺术博物馆1件,流入日本奈良宁乐美术馆1件,日本藤井有邻馆1件。然而此套克钟上的铭文共79字,是分刻在各钟上的。上海博物馆所藏和日本奈良宁乐美术馆所藏器为上半篇铭文,而天津艺术博物馆和日本藤井有邻馆所藏器为下半篇铭文,这就为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不便。类似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如器物本身与器盖分离两处,同属一组的器物分散在多处。

解放初,国家鼓励收藏家捐献文物,各地建立历史博物馆和艺术博物馆,于是青铜器涌向国家和地方的各级博物馆,私人收藏青铜器者成了凤毛麟角。最著名者为李鸿章五弟的一个孙子,名叫李荫轩,藏器百余件,然而“文化大革命”中全部送入了上海博物馆。

80年代国内收藏热再度兴起的时候,热的是字画、古钱、瓷器和紫砂壶,而青铜彝器却没有恢复昔日的辉煌。海外文物市场上,常有绿绣斑驳的“新坑”出现,国家不得不花大价钱再买回来。本世纪初的北京琉璃厂,一

件周代铜鼎可以换一堆乾隆官窑瓷器,而现在甚至一件料器鼻烟壶的价格也要高于一件周代青铜器爵杯。究其原因,可能与世界流行的“快餐文化”有关。青铜文化,不是任何人想“玩”就能“玩”得起来的,花钱、费力、占地方不说,就是考辨真伪这一方面,又有多少人能真正“拿”得起来?中国台北文物研究学者、作家郭良蕙说得透彻:“也许受商业价值观影响,古物市场也在不断起变化,收藏家越来越放弃艺术而以投资和增值率着眼。同样昂贵的价格,谁不愿意把玩小小的鸡缸杯,而去购买一件搬运费力的铜器?尽管罕见的三代(即夏商周)铜器乃稀世之宝,但其售价还赶不上一件清代官窑瓷器,实在可悲可叹!”这或许就是青铜器的“世纪末现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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