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让弗朗索瓦商博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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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埃及象形文字自公元前3500年起逐渐形成,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体系之一。它由原始的图画符号演变而成,通常刻在庙墙和宗教纪念物上,有时也写在陶片、木料、纸草上。据统计,当时经常使用的文字符号共计700个左右。中王国时期从象形文字中演变出一种简化的速写形式,由僧侣写在纸草上,故又称为僧侣体。公元前七世纪左右,僧侣体又演变成一种书写速度更快的草书体文字,通常用于日常公文的书写,因而称为世俗体。象形文字、僧侣体、世俗体三种文字形式一直使用到希腊、罗马统治埃及时期。公元4世纪,基督教盛行于埃及,古老的宗教被取缔,神庙遭封闭,最后一批运用象形文字的祭司也终于绝迹。到罗马帝国统治后期,古埃及文字逐渐被科普特文字代替。从此古埃及文字渐渐从社会交往中消失,成为历史的陈迹。
  正当他踌躇满志,向成功之路迈进时,一位朋友告诉他,勒诺瓦刚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对所有的象形文字作了解读。商博良脸色发白,身体摇晃,他不相信。他冲进附近的一家书店,买了勒诺瓦所着的《新释义》,聚精会神地看了起来。当他阅读完,不禁放声大笑,勒诺瓦的解读完全是胡说八道,纯粹是向壁虚构,是空想和误入歧途的考证的混合物。
  商博良深受启蒙时代和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思潮的影响,认为共和国是惟一合理的政体。正是对自由的渴望,他手执大旗,攻进了格勒诺布尔的波旁王朝的堡垒,撕下塔楼上镶有百合花图案,代表王室标志的旗帜,换上了在以后15年引导拿破仑军队席卷欧洲的共和国国旗——三色旗。1809年,在他19岁时被任命为格勒诺布尔大学教授,成为当时最年轻的教授。
  商博良也反对拿破仑复辟帝制的阴谋,写了一些讽刺文章。他创作政治歌曲,供民众唱诵,还写了剧本,编了一本科普特文字典。他对政治和学术自由的强烈关心,丝毫没有减少他对埃及学的热情,他写了无数的论文,拟订了若干创作计划,为解读古老而神秘的文字做准备。
  接下来是百日政变,拿破仑又一次登上皇帝的宝座。1814年,拿破仑率军进入格勒诺布尔,商博良的哥哥菲才亚是拿破仑的热情支持者,被推荐做了拿破仑的私人秘书。拿破仑接见菲才亚时商博良也在场,并问起这位年轻教授的业务,聆听了科普特语语法和辞典的事。尽管商博良表现得很冷静,拿破仑却对这位孩子气的学者大有好感,跟他作了交谈,用威严的手势保证在巴黎出版他的有关科普特文的着作。第二天,拿破仑又到格勒诺布尔大学的图书馆拜会了商博良。
  埃及的两位征服者对面而立,一位曾经把尼罗河流域纳入他的全球征服计划,还想兴建规模宏大的灌溉系统来改善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另一位从未曾踏上过埃及的土地,但已用心灵的眼睛把古老的废墟观察了一千次,并让这块废墟复活起来。跟商博良的会见大大丰富了拿破仑君临天下的想象力,以至于他当场宣布一个决定:以科普特文作为埃及的官方语言。
  但是拿破仑复辟的时间很短暂,波旁王朝又回到了巴黎。商博良和哥哥菲才亚成为报复的对象。更糟糕的是,在百日政变期间,商博良帮助组织了皇太子团,其宗旨是在各方面给予民众更多的自由。因此,保王党向格勒诺布尔挺进时,商博良来到城上协助防守,但完全没有看出自由在哪里。当拉杜将军开始炮轰城垣时,他想起自己的手稿可能有危险,便把政治和战争抛到脑后,飞奔回图书馆的三楼,并在整个炮击期间独自呆在这栋建筑物里,不停地运水运沙灭火,冒着生命危险保护自己的手稿。
  由于叛国活动的罪名,商博良被开除出大学,此后,他才真正着手解读起象形文字。他首先从菲莱方尖碑入手,这是考古学家班克斯1821年发现并带到英国的。这块碑上的铭文也是用象形文字和希腊文写的,托勒密的名字放在王名花饰里,另外还有一组用王名花饰围着的陌生的象形文字,经过与希腊文对照,确认那是埃及文“克娄巴特拉”,两相比照,商博良成功地释读了埃及托勒密和克娄巴特拉方尖碑石印本中的象形文字,拉美西斯和吐特摩斯的王名。因为古埃及人习惯在国王名字上圈一个椭圆符号,他从两王名字象形文字的表音符号,认出了所有象形文字的表音符号。他把世俗体和象形文字作比较,发现每当世俗体中出现符号y时,象形文字中就会出现像蛇一样的符号,如果y读作[f],那么小蛇似的符号发音也必定是[f],由此他断定象形文字的符号有标音的作用。他还用椭圆形轮廓环绕着的国王的名字进行比较,通过与已知的科普特文——前伊斯兰和基督教时期的埃及文字,自古埃及语言演化而来——中的类似词汇的表音符号做对比研究,从而使释读问题迎刃而解。1822年9月24日,商博良在巴黎科学院宣读了着名的《关于象形语音学的字母致达西埃先生函》,这篇专论勾勒出一种有效的解读方式轮廓,在有志于解开埃及金字塔与神庙之谜的知识阶层里,引起了普遍的反响,这一天也是公认的新兴学科——埃及学的诞生日。
  随后,商博良又发表有关罗塞塔石碑中所用象形文字成分和世俗文字成分的研究论文多篇,制定出完整的象形文字符号同希腊字母对照表。根据托勒密一词的希腊铭文,他找出了石碑上与之对应的世俗体文字,然后从自己编的对照表里找到相应的象形文字符号,再与石碑文字对照,得到了完全相同的符号。由此他成功地找出了亚历山大、伯林尼斯、提比略、多密善和图拉真等国王的名字。这些符号有的是字母文字,有的是音节文字,另一些则是义符,用以表示前面表述过的思想或事物。商博良是识破象形文字这一结构的第一位学者,他还证实了罗塞塔石碑铭是根据希腊文翻译的,而不是过去通常认为的那样——希腊文是由埃及象形文字来的。
  有几位古代作家提及象形文字,如希罗多德认为它是一种不可理解的图形书体。公元前四世纪时,荷拉波龙对埃及手稿做了详细的描述,也认为它是一种图形书体,这一看法与实际情况是大相径庭的。商博良1815年在论荷拉波龙的一封信中说:“这部着作虽称为《象形文字学》,却没有对象形文字的译读,倒是解释了一些古埃及雕刻中奉为神圣的符号,它们和真正的象形文字完全是两回事。我的看法和普遍的意见不同,但是在埃及的纪念碑上可以找到我的论据。那些神圣的雕刻清晰地表现了荷拉波龙提到的象征性场面,如蛇咬天鹅、姿态独特的鹰、倾盆大雨、无头人、衔着月桂叶的鸽子等等,然而真正的象形文字并不含有象征意义。”此后又有许多学者进行译读,如英国物理学家托马斯?扬发现在埃及象形文字的碑文中王室成员的名字都写在一个带装饰性的椭圆圈内,因此他确定托勒密和克娄巴特拉这两个名字很可能是用音值符号拼写而成的,而这些符号也许可以与碑文中希腊人名对应起来。在象形文字的人名中共有13个符号,扬通过与希腊人名的对照,找出六个正确的音值,还有三个也非常接近。他认为罗塞塔上的世俗体是一种“字母书体”,并曾用音读法译解罗塞塔石上的世俗体铭文,解读了221组象形文字中的76组,取得初步成果。此外,他还根据碑文上鸟和动物的朝向,确定了象形文字的阅读顺序。扬的努力部分解决了问题,为商博良的释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依然没有完全找到解开这一古老语言奥秘的钥匙。
  商博良意识到象形文字图画可能是“字母”,更确切地说是“语音符号”,他掌握了十几种古代语言,且科普特文更接近于古埃及文的真髓,因而他能辨认出潜在的语言系统,远不是解读片段,而是使所有的埃及文手稿都能被阅读和传授。他从认读国王的姓名开始,掌握了基本原则,顺着这一线索,他终于找到了揭开奥秘的钥匙。1824年,他又写了《古埃及象形文字纲要》一书,全面论述了埃及象形文字的构成、发音及释读方法。
  罗塞塔石的发现及商博良的释读成功,大大促进了考古学的发展,使学者们相信,在古代东方一定还埋藏有许多文字遗物。因此,英、法、德、日、俄、意、美等国家纷纷派遣考古队或探险队,到东方各国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发现了大量文物古迹,使得19世纪成了考古学的盛行时期。
  1826年,商博良参观了意大利博物馆的埃及古文物藏品,并担任即将开放的卢浮宫博物馆埃及文物收藏馆馆长。1828年7月,他组织一个考古队到埃及发掘、收集古物、摹画和抄录铭文,尤其对古建筑上的象形铭文进行系统考察,通过实地考察来证明自己在书房中研究出来的理论。这是一次成功的旅行,每到一地,当地人成群结队前来围观,希望一睹能读古代石刻文字的学者的丰采。商博良自己也有许多发现,他一眼就能区别孟斐斯废墟中各个不同时期的建筑,在米特?拉伊那发现了两座神庙和一处公墓,在撒卡拉发现了国王奥姆诺斯的名字,并能正确地判定其属于埃及历史上最早的年代。丹特拉有一座规模十分宏大的神庙,是由许多国王和征服者陆续兴建的。商博良事先通过记述、绘画和铭文了解了神庙的一切细节。那天是一个明亮的夜晚,天空挂着一轮圆月,站在这狼藉的废墟上,依然令他叹为观止,在昔日王国显赫豪华的遗址上流连忘返。商博良这样叙述自己的经历:“我不想试图描绘神庙,尤其是它那门廊给我们造成的印象。它各部分的尺寸都是可以衡量的,然而总体就无法完全估价。神庙最大限度地把优雅和庄严结合在一起。我们在那里陶醉了两个小时,在一个当地人的引导下走遍了厅堂,并且想就着月光辨读神庙外面的铭文。”
  这是商博良第一次目睹保存完好的古埃及大神庙,他熟悉古埃及的一切,幻想的翅膀掠过了实体的建筑。他目击的一切证实了以前的感觉,他不认为神庙、大门、列柱和铭文是死气沉沉的巨石建筑,是过去时代毫无生气的纪念物,而当作活生生场景的重要部分。在这次旅行中,他思如泉涌,心中充满灵感,他证实这座神庙是爱神哈托的神庙,而不是艾西斯神庙,建于托勒密诸王时代,后来罗马人又做了些修补。尽管月光下的神庙给商博良的印象很深,但他仍然发现,虽然它可以称作建筑学上的杰作,其中却充斥着最拙劣的雕刻品。
  商博良于1829年12月底回国,1831年,担任法兰西学院专为他开设的埃及史和埃及考古学教授。正当他满怀信心在埃及学研究大道上迈进时,疾病夺去了他的生命,1832年3月4日,商博良在巴黎逝世,这是新兴埃及学的重大损失。德国和英国的学者在他死后挖苦、攻击他的观点,诬蔑他的解读方法是凭空杜撰,完全无视他做出的成就。但商博良的理论得到了理查德?莱普修斯的有力支持,这个德国人在1866年发现了用两种文字书写的卡诺布斯法令。这方铭文也是用象形文字、世俗体和希腊文对照的,经过精心研究后,他得出的结论证实了商博良的理论。
  不久,商博良被任命为格列诺布公学的古史教授,使他走出了赤贫的生活困境。1814年,24岁的商博良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特别是《法老统治下的埃及》分两册出版,为他带来了一笔必需的版权收入。又经过七年的研究,他才将他对象形文字的译释成果全部公之于世。1822年,他将成果概括为“埃及象形文字译解体系”,提交给法兰西科学院。一开始,他的观点受到其他学者的质疑,但随着越来越多的象形文字按照他的方法翻译出来,人们都承认他打破了象形文字1800年来的沉默。这一年,标志着“埃及学”的正式诞生。商博良在埃及研究方面的精深造诣,使得法国国王查理十世出资为他在意大利博物馆购置了住宅,以便他可以在那里破译更多的埃及文本。1828-1829年,商博良率一支法意联合考察队来到埃及,他在那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受到明星般的礼遇。他常常站在古代遗址前,把上边的铭文向人们大声宣读。他实地复制和收集了大量的象形铭文和文件。他回到法国后,被任命为巴黎博物馆馆长。
  1831年,法兰西学院为向商博良表示敬意,专门创设并给他任命了一个特殊的职位——埃及学主席。次年,商博良死于中风,年仅四十一岁。他被后人称为“埃及学之父”。
  商博良的《古埃及语言文法》在他逝世后由哥哥菲才亚整理出版,随后又出版了第一部《古埃及象形文辞典》和《埃及和努比亚古迹志》及未完成稿《埃及万神殿》。后来的埃及学家以此为基础,不但能释读古埃及文,还能用古埃及文写作。目前埃及象形文字的研究已有很大进展,对其语法、词汇等有了系统的总结,成为埃及学的重要内容。追根溯源,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商博良在埃及学上所做出的巨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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